同时“饬令乔树枬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在另一份以“四川绅民”名义提交给大清资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乔树枬欺上瞒下，令邮传部和四川总督“皆处被动之地位，藉以压制我全川股东，虽百控而莫敢与抗”。信中说，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员工周维纶曾向商部举报，却被下令递解回原籍，结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员工邓代聪向都察院上访，也被关押到京郊大兴县的牢房里。这次施典章在上海酿成巨亏，邮传部不闻不问，不仅拒绝代向皇帝转交川路股东们的请愿书，反而将举报信等转给四川总督处理，而四川总督又转回给乔树枬处理。显然，乔树枬的幕后撑腰者已经成为控告的矛头。

    股东们还指控，在股灾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钱庄晋益升、元源、厚大倒闭，川路公司因此亏损了12万两，乔树枬并没有及时召集股东会议对施典章进行问责，导致一年后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灾中遭受巨亏。

    针对股东的这些指控，川路总公司发表声明为乔树枬开脱。声明说，施典章于1905年即已被任命为总收支，而乔树枬在1907年才被任命为驻京总理，各有专责，“自不能代任其咎”。

    乔树枬也在报上发表长篇大论，逐一反驳对他的指控。他多次强调自己只是驻京总理，“既非全路总理，又无节制沪局之权”，因此“无从为奥援，更无从为祸始罪魁”。他虽被任命为川路的驻京总理，但其实从未真正到任，本职工作还是在教育部（学部）。至于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义推荐和安插私人亲信，乔树枬反驳说：所有参与推荐川路干部的京官都是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压力；而那些被推荐的干部都经过了总公司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后，才报请四川总督任命的。

    乔树枬还辩解，在上一年的上海三钱庄倒闭事件中，施典章一直是与成都总公司直接联络的，驻京办并未插手。而那次亏损之后，公司已经召集了股东总会，成立了董事局，只是在股东总会上并没有人提议撤换施典章，之后也无人指责施典章在其中举措失误。这些责任绝不能让他一个人来承担。

    股东们之间的争斗陷入纠葛状态，一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已经混乱得难以想象。

    早在三年前（1907年8月），邮传部就派了工作组前往成都，调查川路公司的账目。他们认定正是川路公司的“收支含混”导致市场信心崩盘，几乎无人认购股份，如果“不早予彻究，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

    川路公司的烧钱能力堪称一流，至190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800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150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200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1909年，四川省谘议局成立。这是大清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中央政府本是希望这类地方议会的组建，不仅能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进行牵制，而且能以此扩大执政基础，为民意参与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渠道。于是，川路公司的账目问题，成为四川省谘议局的重点监管对象。

    11月，四川省谘议局通过整顿川汉铁路案，以立法者的身份，从筹集股本、修订章程、清查款项、整理财务四方面对川路公司提出了要求。

    谘议局指出，投资铁路“公足以利国福民，而私亦足以养身赡家，此理人人皆能言之”，但川民们之所以还在“望而生畏，不肯投资购股者”，正是因为“公司管理不善，成不成未可知，利与害自不计耳”，要求川路公司从排除这些障碍下手。

    在公司章程方面，川路公司外挂商办之名，却无商办之实，管理人员均由政府委任，而不是股东会任命。一切用人行政多未遵照《商律》，“出股份者，不得《商律》上应享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