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至愚，孰肯投资”。谘议局要求川路公司立即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公司架构。

    在查账方面，虽然部委清查两次，但股东没有直接参与，终究还是“不能泯局外人之疑虑”。谘议局认为，股东投资一种事业最为看重的“在于监视出入，较量锱铢，稍一不当，顿生乖离情迹”。

    而在整顿财务方面，谘议局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司现在“寄放资本，散存各处，毫无统一，久耗可虑”。而且公司“开支每多浮滥”，“寸路未修，而耗款如是之巨，凡此皆宜整顿者也”。

    在四川省谘议局主导和支持下，川路股东成立了董事会，其所聘任的查账人郭成书、陈一夔等一时成为全四川最忙碌也最引人瞩目的人。但川路公司账目经手人周文彬拒绝交出账簿，在多方压力下才挤牙膏一般交出167本账簿，随后又陆续交出73本。后经股东会决议，要求全面查账，周文彬又拿出70多本。查账人发现这些账本账目含混，无可对证；可周文彬再也不肯交出底账，狡辩说早就交完了。1909年11月查账人开始清查成都公司的账目，到1910年的6月，足足7个多月才基本完成，提交了“错误”、“浮滥”、“侵蚀”三张表，密密麻麻，报给董事局及四川总督。而被周文彬藏匿的那些账簿，直到1911年1月1日经成都某印刷公司的经理熊某举报，才在该印刷公司内起出了4本底账，中间抽篇换页、挖补涂改，层见迭出。

    这还只是总公司的纸面查账。要全面弄清川路公司的账目，必须将总公司的账与上海、武汉、宜昌及北京四家分公司的账相比对。因此，1910年7月，查账组开始派人奔赴各地，没料想其间上海股灾爆发，查账任务愈发艰巨复杂。

    查账的艰难，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外，还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川中7000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因此也最为稳定。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远比一些欠发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200多万两，仅略低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正如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四川的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这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清朝廷则莫名其妙地成为民意痛恨的对象，为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当时南充等地出台的土政策是，将股份再切小，除了50两的大股外，还设了5两的小股，以便农民们积少成多后兑换大股。但即使5两的小股，农民们也往往得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攒够，在这之前，只是由征收员出具白条小票，上面写明已收多少，待凑成股数后再换发股票，而未发股票前则不给利息。当农民凑成“小股”（5两）后，只是换发一张“另票”，依然不给利息。而省里是按照各县的总额下发股票，并按照股票的数额下发每年6厘的股息。如此一来，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四川总督赵尔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