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租股利息被中饱鲸吞后，曾经专门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无论何项股本，一律给息，路成后复与分红……似此名实乖违，弊端百出，若不从严整顿，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他还亲自查处了一批干部，但他的个人努力在官僚机器的强大化解之下毫无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层干部，埋下了日后被残酷处决的伏笔。

    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统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四川籍干部、财政部科员（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痛陈川路租股的危害。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据杜德舆的调查，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大多数农民都将租股当作出钱免祸、无力对抗的捐税（留日学生语），他们无法等到凑够50两当劳什子股东，为了换得现银，多将手中的股权低价卖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级市场”的畸形繁荣，收购者多是富商及公务员们，“有二十余金而得五十两之股票者”（《汪穰卿遗著》），农民的折损率高达60％，购入者则可坐享暴利。日后保路派所谓的7000万股民，其实主流只是那些揣着大把股票的有权有势者。这也是盛宣怀等中央官员坚决顶住压力，坚持认为租股就是变相捐税，不为川路腐败亏损埋单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民怨沸腾，一方面却是中饱私囊，川路的资金筹措和全面开工建设遥遥无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苏一日民困”就成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识。

    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算了一笔账：川路总预算在9000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现在已开工的200里计划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

    但是，甘大璋似乎忽略了：川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