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二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乘势而起的帮会，包括那些日后被赋予“革命团体”或“反动会道门”不同标签的帮派。这些帮会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是典型的“凡是派”：凡是政府拥护的，就坚决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坚决拥护。铁路国有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这等于为帮会提供了天然的同盟军，更何况以征收苛捐杂税的方式筹集铁路资金，牵连千家万户，成为动员群众的最好工具。如果说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对抗铁路国有，帮会则根本就不在乎铁路归谁所有，而是为了把水彻底搅浑。几年后，在新生的民国政府统治下，“腐朽而反动”的清王朝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仅被全盘继承，而且被发扬光大，赎买商股的条件更为苛刻，却赢得了天下的颂赞和响应，无人敢作仗马鸣。

    尽管反对的人是一小撮，但是和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他们的能量更为巨大。被打得半死的杨度当然是聪明人，从此就闭嘴了。占着情、理、法优势，自我感觉更为良好的盛宣怀顶在前面承担着风暴惊雷，并将迎来几乎和杨度同样致命的危险。

    与盛宣怀的踌躇满志相比，此时的摄政王载沣十分头疼。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阴差阳错地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发现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任何现成的祖宗成法可供参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着越来越深的河水，摸着石头慢慢前进。铁路这个问题令他犯了难，在水里摸了好久，却还是摸不准下一根铁轨该架到哪一块石头上。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过恭亲王奕訢。自从19世纪60年代大清国在恭亲王带领下，摸着石头过河以来，铁路的进展是最为缓慢的，围绕铁路的争论足足进行了20多年。

    铁路问题在大清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赞同修建铁路的人，固然多数出于富国强兵的现实考量，但也有拥路自重的考量——手头掌握资源越多，在官场和商场说法的分量就越重。而反对修建铁路的人，在那些看似荒诞的破坏风水之类的理由下，其实也是现实的考量——铁路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贞节牌坊，既要巩固既得利益，又要争取更大的新利益。

    当铁路成了政治角斗场的矛和盾时，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人偷偷修筑的吴淞铁路被清政府重金回购，李鸿章希望由此开始中国人自己经营铁路，而负责此事的沈葆桢却下令将吴淞铁路拆毁——作为一位几乎公认的改革者，沈葆桢此举只是为了躲避吴淞铁路引来的反对者们的猛烈炮火。

    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之日，火车却只能以骡马牵引，成为世界铁路史的奇观。

    李鸿章“孝敬”给慈禧太后的西苑铁路，起于中海的瀛秀园，终于北海的镜清斋，走的是用太监以红绸牵引的“人力火车”……

    直到1889年5月5日，大清国各种势力才完成了“是否要修铁路”的争论，中央政府文件明确宣布修建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尽管中央政府要求不再争论，但大清国干部群众们就是好这一口——“是否要建铁路”的争论完成了，“如何建铁路”的新争论又开始了。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