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二心，试图挟靠民意进行某种运作。对于隐匿“歌电”一事，他的公开解释是担心此电文会激怒民意，他建议将“现存未用之款七百余万两，留用四川兴办实业，增加生产”。

    端方对王人文不公示“歌电”十分不满，于6月7日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总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歌电”因此在6月10日才公之于世，错过了宝贵的9天沟通时间。

    此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其具体条款刚刚传到成都，川路高层利用此机会，将保路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之用的“歌电”被当作了卖国的证据，邓孝可在《蜀报》第12期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扎眼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文章高呼：“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提出：“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国人民一线之机也。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长、甥舅，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这篇充满着悲情的大作，满纸是政治谩骂和诋毁，并毫无根据地指责政府要鲸吞700万两现金，“夺路劫款”，其逻辑是：财经无钱——必须引进外资——全民还债——四川人口多，分摊份额就大。

    办事过于干脆的盛宣怀，于6月9日宣布了一个命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等地电报局，对“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不得收发，“如有擅行收发者，查出即将委员领班分别撤惩”。

    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干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一切必须等待股东大会之后再说。王人文对电报禁令也大不以为然，认为禁发电报“虽为预防煽乱，而群情异常惶惑”。他提出，对于涉及铁路的电报，只需要“将发电人姓名、住址、根据”等“严行查问注册”，“设有煽乱情事，自有国法以绳其后”，这样才能“弭隐患而安人心”。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政府放弃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决定根据各省情况因地制宜。这当然导致操作难度大增，原则上“以商股与公捐不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或还现款，或给保利股票，或给无利股票，分作三项办法，而终不使其资本亏折丝毫”。也就是说，回购股份将采用三种补偿方式：一、现金；二、保利股票，即国家铁路的股票，分红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涝保收的利息；三、无利股票，即只能分红、没有固定利息回报的国家铁路的股票。

    中央政府在6月17日宣布了铁路国有补偿的方案细节：

    专门用于回购商办铁路的国家铁路股票，固定利率为年息6厘，即6％，该铁路获利后，再按股分红。5年后，股东可决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对于粤汉铁路广东公司（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市值已经从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国有消息传出后，有人入市收购，股价已经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换给国家铁路保利股票。而已经亏耗的四成，也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但没有固定利息，“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

    粤汉铁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约100万两，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本。

    湖北铁路公司（鄂路）涉及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其处置方式与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票。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川路）则并没有强制性地收取其700万存款。已经动工的宜昌－万县段用去400多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