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头领奢崇明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即包围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抚）带两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后，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上书“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贼”，结果“贼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军的卧底）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

    第三次“水电报”即为成都惨案发生当天发出，如果说同盟会不是蓄谋已久，显然是过于小看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说起来，同盟会对四川的渗透还要归功于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以汉口为总部的日本谍报机构乐善堂就专门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此人后来探知北洋水师的运兵计划，导致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引爆甲午战争，在天津被捕，后被处决）等人，就以成都、重庆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他们提出的远期计划是在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谍报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甲午战争中，孙中山趁日军在东北、华北大举用兵之时，举行了第一次广州暴动。战后，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就提醒他，四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四川为负隅之地，以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孙中山虽然认识到“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但并未采纳日本人的建议，而是继续以他的老家广东为主要活动基地。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到1906年年底，在960名会员中四川留日学生就有127人，仅次于广东、湖南。于是川籍会员童宪章、陈崇功“奉中山先生命”，于1906年潜回重庆征集革命党员，将重庆一个小团体“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不久，孙中山又派熊克武、黄复生等回川，“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熊克武回忆）。

    同年，黄兴约请川南哥老会首领佘竟成到日本，由孙中山亲自面授机宜，会党老大摇身一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了。当然，这是同盟会的熟络手段，最便捷的扩张办法就是与本土势力合流，融入哥老会等组织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盟会势力渗透之后，正是政府大规模推进新政改革之时。同盟会先后在四川策动了近十次暴动，泸州、红安、叙府、隆昌、广安、嘉定等分别成为战场，但旋起旋没，都没成功。而四川同盟会为革命的最大贡献，除了策动保路运动走向武装暴动外，还有三位名人：“革命军中马前卒”、巴县人邹容；浩气长存的黄花岗烈士、内江人喻培伦；“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金堂人彭家珍。

    四川总督府枪声一响，同盟会为之欣喜若狂。黄兴等一扫黄花岗暴动失败后的气馁，“已灰之心复燃”，立即致电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他转告在美国的孙中山，自己“不日即将赴长江上游参加鄂省起义”，“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赞”。孙中山也很兴奋，在写给朋友萧汉卫的信中说：“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有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

    在另一封写给他的美国军事顾问咸马里（homer Lea，又译荷马·李）信中，孙中山说：“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