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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老大同志
是地方的会党势力,这并不妨碍同盟会将“同志军”的历史地位上纲上线,甚至将同志会、同志军的缔造都归功于自己。四川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日后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相比之下,孙中山要客观多了,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四川一些同志军打出了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至于口号与实践是否一致,那就很难说了。

    四川之外,同盟会在湖南、湖北也多方从事地下活动,采取的手段与四川相仿。同盟会元老居正等人认为湖北的保路运动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

    李劼人记载道:“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

    一直在合法、非法两种手段间徘徊的保路派,到了全川鼎沸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宪”不“宪”的。他们闹保路运动,本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成都惨案之后,同志会就派出人员“分向川南一带,与各地同志分会联系,策动其组织民团,进攻省城”,也要拿起枪杆子了。其中,如满口法律与文明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通过其父亲作为川北辈分极高的哥老会老大的关系,与新津、温江两地的会党取得了默契,使自己“在川西南的同志会首领和哥老会舵把子中颇有号召力”。这为日后他被赵尔丰释放后,试图举兵暴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四川独立后利用兵变,从长期的工作搭档、都督蒲殿俊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连一贯以宪政面目出现的蒲殿俊也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崇尚力量是人的本能,更是权力的本能。在保路运动发展到了靠枪杆子说话的地步,所谓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实,即使号称圣人、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也曾经耗费巨资在美国的华裔子弟中建立了一支小型军队,并且有模有样地到纽约阅兵,过了一把干瘾。

    赵尔丰下令开枪之后,成都全城戒严,兴奋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如获至宝,缒城而出,赶到城南朱国琛主持的农事试验场。在朱国琛手下工人们的协助下,他们制作了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投入锦江,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四川本是以江河闻名,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就是四条大“川”,极其发达的水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高速通道。时值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流散布,收报人又如法炮制,制作更多的水电报投下,信息迅速传遍全川。

    这已经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三次“水电报”了。第一次“水电报”是朱元璋统一西南、消灭大夏政权之战。当时明军分东、北两路军攻打四川,夏军凭险固守,明军进展极慢。明将傅友德在攻克阶州(今武都县)、文州(今文县)、绵州等城之后,为汉江(今沱江上游)阻隔,正值江水暴涨,“乃以木牌数千,大书克阶、文、绵州日月,投汉江顺流而下”,于是“蜀守者见之为之解体”。

    第二次“水电报”是在明朝天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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