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大同志
更是蹊跷。烽烟遍省的黑帮暴动却都整齐地打出了“同志军”的旗号,让保路派们去顶缸。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力打力的革命策划。
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更是广为结纳各色人等。
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会党势力,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是“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却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
同盟会不惧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
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新津会议,曾被说成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会党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资州罗泉井会议,后来更是被当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据说有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及秦载赓、侯保斋、张达三、罗子舟、胡重义、侯国治、孙泽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爷”。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
根据日后主流史家的说法,这次会议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运动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保路运动的罢市、罢课、罢工也是这个会议的成果。在号召夺权的《商榷书》发表的同时,地方政府得到情报显示保路派(实际是隐藏其中的同盟会)将于9月中旬大举动兵,这其实也是赵尔丰抓捕其首脑人物的主要动机。
但是,已经有学者考证发现,这次里程碑式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居然纯系子虚乌有。其唯一的史料只来自同盟会会员唐宗尧、胡恭先合著的回忆文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不仅孤证无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细节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与会者们,有的甚至还在监狱中被关押着,无论时间、地点、议程、决议等都难以经得起严谨的推敲,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虚构作品,而绝非史料。
尽管关键部分都是虚构的,主力武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