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大同志
式了。”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
那份在惨案前夕号召民众与政府“同归于尽”的《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个月后。
在此之前,一份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日报已经创刊,作为同志会的机关报,而这份《西顾报》则作为川路公司的机关报。办报是一件烧钱的买卖,这对这两份机关报来说并不是问题,经营混乱、建设迟缓的川路公司在这方面十分大方,拨出了巨额专项经费——当然,并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政府的决策没有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一个波诡云谲、变化频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饥渴是一种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鸩酒,人们也照样饮鸩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庞大身躯难以灵活应对,舆论阵地成为反对者们占压倒优势的主场。
川路公司从来就不屑于掩饰自己与同志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同志会迅速用这笔经费中的一部分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来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乃应时而起焉”。仅在两个月之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个月,“文牍部则发出印刷刊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的效率与机关枪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饱和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仅创刊号就印了3000份,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
《西顾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自己报道说,有老者读《西顾报》,“于街口演讲……闻者为之愤恨……闻者又为之凄怆而流涕。报纸感人,如此之甚……”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蜀报》,是四川谘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