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也充满了自我辩解与拔高：

    对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

    朝廷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怀“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说总理反对，该案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朝廷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鹰派与鸽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讨论四川局势的内阁会议上，一派要求“分别剿办”，另一派则要求“妥筹安抚”；一派要求“及时扑灭”，另一派则要求“销毁名册，一概不究”。还是徐世昌出来打圆场，会议才算没有闹僵，而最后发布的谕旨则综合了两派意见，成了个“剿抚兼施”的中庸文件。

    其实，在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赵尔丰此时与端方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大敌。在端方等人的活动下，中央政府下令端方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冤愤之气”。同时，端方又派出幕僚朱山和刘师培前来成都活动，预备在非常时候由自己主导四川独立，甚至宣称自己并非满人，而是汉人，将自己的字“陶斋”说成是自己的本姓“陶”。四川局势成了端赵二人的争夺。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他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达到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概取消”，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还是一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混混，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

    吾汉族苦压制久矣，今一旦脱专制之羁绊，为政治之改革。岂非吾川人日夜所祷求，而引以自任者耶！

    吴璧华说：“他已对军队明白宣布了，怎么翻得过来呢？”

    一个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陆梦熊又言：“借债始于张文襄（张之洞），现在本部不过继续奉行耳。”

    一夜之间，成都城里的黄龙旗都不见了踪迹，到处悬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书一个红色的“汉”字，在“汉”字周围，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这就是新的“大汉国旗”。

    二读中，议员籍忠寅解释说，修正案中增加的部分就是盛宣怀的犯罪事实。议员陈懋鼎则表示，盛宣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