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运动力甚大，本院议员谅不至受其运动”。议员李文熙提出有几个问题要质询邮传部特派员，议长表示，应让议员们发言之后再行质询。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称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但是，此时的局势绝非蒲、罗、赵等人可以把握的了。

    第二，奉告我军人。呜呼！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应有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十百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损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

    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蒲、罗等人获释后，立即发表声明，呼吁“息事归农”，“祸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坏”，“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目前的动乱已经造成“死者、伤者、鰥者、寡者、匿者、逃者，生命不知凡几矣；劫者、焚者、弃者、耗者、荒者，财产不知凡几矣。目前正当小春下种之时，若再旷日持久，兵不入库，农不归田，则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我全川七千万人之生命财产，岂复尚有孑遗”。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显然，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履行工作职责的高级干部身上。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