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

    保举岑春煊，采用的是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人联名推荐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怀致电在上海当寓公的岑春煊，说明成都危急、朝廷有意请其出山的相关情况。盛宣怀顺手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公英锐，行必速，惟交通难，似可先发电报告示，晓以利害，劝谕解散。乱党怵公声威，当有不问。”

    岑春煊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朝廷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朝廷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诏，都远远超出了朝廷的底线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朝廷当即回电，同意他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洁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周善培与吴璧华都认为，现在正是个机会可以说服赵尔丰将蒲、罗等人放出来。于是，他们请了大竹县的绅士陈崇基，动员了川路总公司的总经理曾培、刑部主事周凤祥，去向赵尔丰进谏，却都碰了软钉子。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次日，也就是重庆宣告成立蜀军政府的当日，赵尔丰在成都寰通银行内召集官绅会议，藩司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司尤愚溪（被端方弹劾后，周善培已经被免职）、盐运使杨嘉绅、智巡道予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参谋处总办吴璧华，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川绅代表共同与会，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军事托付朱庆澜，他本人则带兵回川滇边务大臣任。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朝廷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