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儿。

    庆亲王保证，中央政府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中央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拿他当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两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议员于邦华说：“去年开院时，度支大臣到院，曾认借款必交院议。借债虽在开会之后，何以本院请开临时会，而邮传大臣不赞成此举？”李文熙、胡骏、陈懋鼎、邵羲、王季烈、籍忠寅等纷纷起来诘问。场面十分激烈。议员易忠夔表示，这个案子已经板上钉钉、不必多问了，如果议会上奏后不被中央政府采纳，则应再三弹劾，“至有朝命为止”。

    对于盛宣怀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是乐观其成的。但他不能轻易表态，一是要看看朝廷到底有多少诚意，二是要算算进退得失，毕竟四川现在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自己如处理得当，不仅能风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的形象名留青史。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中央政府唯一的失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次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来自北京的电文。第一封是盛宣怀的，告知他相应的组织程序已经走完，只等赵尔巽与瑞澂的推荐电报一到，就能公布，并告诉岑春煊已经将相应的文件档案投寄给他，问他何日能赶到武昌。

    盛宣怀此时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正如危城成都内，成都将军玉崑成为少数清醒而冷静的人一样，荆州城的另一位满族将军、右翼副都统松鹤，在天地巨变的前夕上奏中央政府，认为川路问题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隐，惟以顺指为忠；邮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为利”，十分精确地找到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不和谐关键点。他进而提出政府应该“罢邮部之庸议”，同时也要对保路派“杜权益之妄说”。其实，“邮部之庸议”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权益之妄说”却是因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