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大街上最为忙碌的是理发店和剃头挑子，男人们都排着队去剪辫子。来来往往的人们左袖上戴着白色袖标，袖标的宽度一律都是二寸，这是“大汉国民”的标准装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贡院）内外张灯结彩，佩戴着白色袖标的新军士兵们站岗警戒，却毫无肃杀之气。

    对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可以无视，但来自国家议会（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会议先对上次会议讨论过的三项议案简单回顾，众人无异议，均通过。于是进入第四项议程，讨论议员罗杰的提案，题目是《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提案人罗杰先上台作说明。罗杰将解决川鄂动乱的办法分为治标、治本两种，治标又分宽严两种，严的办法就是将盛宣怀、赵尔丰、瑞澂三人“按律严惩”。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的罪名是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既没有交付内阁讨论，也没有通过资政院审核；四川总督赵尔丰的罪状是“先时赞助保路同志会，旋诬为匪，激成大变”；湖广总督瑞澂的罪状是“事前既无防范，事后则弃城遁逃”。宽的办法则是在四川立即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在湖北对造反的新军“多方招抚，设法解散”。而治本，就是要尽快召集正式国会，组织完全责任内阁，并确定宪法，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三大自由。议长问：“诸君有无讨论？”众人喊：“无讨论。”大多数人站起表示赞同，于是这份议案轻松通过。

    第五项议案，是由议员牟琳及易宗夔联名提交的，题目是《部臣侵权违法，激生乱变，并有跋扈不臣之迹，恭恳惩治具奏案》，矛头集中在盛宣怀身上。

    议长请提案者上台解释提案。牟琳说，从法律上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未经过阁议、未交院议，引进外资也只是通过度支部大臣商议，且不由主管部门主持，“独断行之”，违反了法律；从政治上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国利民，而盛大臣既损失川民之利益，激成变乱，变起复无法以弭之，致令鄂乱踵起，大局动摇，推原祸始，盛一人之事。至于电陕调兵，尤为跋扈不臣之实迹”。他请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否则“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

    看看赵尔丰接见的时间快到，吴璧华就请邵从恩、陈崇基一道去总督府。邵从恩突然害怕起来，说：“我不敢请求移交政权，万一他说我是革命党，一翻脸就要脑袋的。”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议员黎尚雯将盛宣怀的罪状总结为四条：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这引起了议员们的极大共鸣，李文熙、李素、顾栋臣等纷纷跟进，表态支持。而汪荣宝则大声呼喊应当命令盛宣怀亲来答复，众人大声附和。

    至此，议长请邮传部特派员于焌年、陆梦熊作出说明。于焌年刚刚谈及租股、民股等数额，就被各位议员喝止，认为答非所问。

    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