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一位参与抢劫的士兵。

    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人称“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干部。“大荣”即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士兵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他们十分愤怒，举枪便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直到兵变后，周善培才“不敢再怀疑两个人是自动来要交印的了”。据说在兵变时，罗纶一个人待在军政府内抱着国旗痛哭，这一幕实在有些诡异，罗纶是因为紧张、害怕，还是因为别的？如果联系到罗纶竭力鼓动蒲殿俊举行阅兵，并且在兵变后迅速调集同志军进入成都维护秩序，令其实力大增，那么罗纶的手腕相当厉害的了。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显然，他选择上策，派遣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棋先一着，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指挥不灵，中策也行不得。此时，资州地方士绅们出面挽留，说端方此时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都督。端方不同意，士绅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张祖翼的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政府，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这哪里还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就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众人开会商量出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