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尹昌衡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是自己的末路。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这些人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蒲殿俊便给罗纶挂了个电话，随后告诉周善培：“问过梓卿了，他没有派人。”

    将兵变的账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后世史家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巨大的黑锅。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革职。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有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开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众人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周善培松了口气，道：“那就请军政府赶快派人到督署，把那两个人带到军政府去追究根底。”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各自商议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亲历此事的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