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依然忠于大清国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并不可靠的史料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尹昌衡都督和罗纶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军入关时入了旗籍。

    根据英国总领事务谨顺的记载，哥老会此时将成都分为几个码头进行管理，成了真正的当家人。在这场骚乱中，最为敏感的满城却风浪不惊。一些乱兵逃入了满城，将军玉崑在同志会要求下，收缴了乱兵们的武器，将之驱逐出满城。满族人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发生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发生满人屠杀汉人的行动。

    其实，从宣告四川独立的第一天起，罗纶就极力扩充自己的实力。11月28日之后，成都就如同周善培所形容的，到处都是花蝴蝶打扮的“英雄”。有的头上打英雄髻、穿古戏装，有的头戴珠花、脚插靴花，真是五花八门，全城变成袍哥世界。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重金加入袍哥队伍当“大爷”。各街都挂起张贴“大汉公”的大红贴片的灯笼。罗纶凭借哥老会的关系，大力笼络在巡防军中占多数的湖南、湖北士兵，策动他们索饷暴乱，赶走蒲殿俊和朱庆澜，又名正言顺地把城外的同志军引入城内，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摩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周善培说：“赵尔丰要是能拿人，他两个怎么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还是问下罗梓卿（罗纶）。”

    众人的意见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将军末路

    当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很多人都劝过赵尔丰，赶紧离开成都这座危城。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护卫下深居在总督府内。这里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权力中心，如今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都督府，此处显得十分宁静。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躁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是另一种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