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改革实践。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闹义和团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逃出成都的乱兵也被各地同志军纷纷劫杀，当然，不只是为民除害，更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银子和珠宝。

    并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这次会议本来不推选副都督，但巡防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会党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董修武随后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入文牍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为有效”。同盟会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在宣告独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点要求：一、由尹昌衡任军政部长；二、在第十七镇之外再另编一个镇的军队；三、参谋部内要设一个四川人任参谋。蒲殿俊只能答应。其实，川籍军官早已放风：“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挥者，两位都督“令诸军不从，召诸将不至”，其实是光杆司令。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着毋庸置议”。

    对于朱庆澜这样一个外乡人掌管军队，新军中的川籍军官们十分不满。陆军十七镇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高级军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众俱处下僚”，“每愤不平”，久而久之形成两个集团。本地军官人多势众，“每于宴会场合，狂饮之后，常予外籍军人以难堪甚至指名叫骂”，如有一人向外省军官“大发脾气”，另一人就会“拔出手枪”，第三个人就“把指挥刀击在石板上”，每每能够得逞。陆军小学堂总办、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躁动，说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