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波的分析。周善培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关于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账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早在赵尔丰交权、宣告四川独立前夕，在新政权中只捞到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罗纶就大为不满。这位有着会党背景的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并不甘心。11月26日晚上8点，罗纶派人前往总督府接收赵尔丰的督印。而根据协议，大印必须交给蒲殿俊。如果大印到了罗纶手里，加上他的会党势力，四川的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混乱，赵尔丰自然不能应允。他立即致电周善培：“现有两个人在督署官厅说是罗纶派来的，要我把印交给他们。你们干些什么事，叫我为难！”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在阅兵这天哗变，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想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年～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政府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中央政府居然被压服，拿盛宣怀当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