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弭祸无形”。

    赵尔丰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赵尔丰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他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策略。

    此时，端方只喊着：“福田（福田是曾广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据尹昌衡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七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兵变后，看到罗纶当了副都督，周善培恍然大悟。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而尹昌衡在回忆录中，却说自己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士绅。同志军想杀赵尔丰，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个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还有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