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如经营长江货运保险的保家水火保险公司，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五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资组建，它的股东不仅可得10％的年股息，还可以得到60％～80％的年红利，以至于公司最后不得不规定：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能申请入股。

    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创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金，每年赢利就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达到过400％。

    至于轮船公司等，虽然不能如保险业那样获得暴利，但利润不仅高，而且稳。

    其实，华商附股在利益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作为内部人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这其中，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低的商人得不到公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他们投奔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但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抗拒回到祖国怀抱，公然另组一家轮船公司，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目的就是躲避大清国公权力的盘剥。

    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大清国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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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资与外资眉来眼去，投怀送抱，当然不是大清国的“爱国者”所乐见的。爱国者中的一部分想动用家规族法，拆散这种“跨国婚姻”，但奈何力不如人，只能干瞪眼。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公司制在大清国救亡图存中的伟大作用，决心起而效仿。

    但是，大清国情总是太强悍了。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生事物，到了大清国手里，都只能成为具有大清特色的变种，这样才能被勉强地接受。而在这过程中，那新生事物除了一个名字，早已被彻头彻尾地异化了。公司也摆脱不了这一命运。

    最早倡议公司制的是美籍华人容闳，他是大清国的第一位海归。1867年，容闳建议江苏巡抚丁日昌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他还以西欧股份企业管理的方法为模式，亲自撰写了公司章程。这是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第一个章程，对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经营规模、股票的发行、股息的分配、股东的权利以及经营人员的产生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但是，这种国际惯例却没有配套的融资渠道和法制环境。中国传统的集资办法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融资，并没有法律层面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