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关系。张彪筹集了十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唯黎元洪这个正需要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两银子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两是他半年的工资啊！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总是花公款。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举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月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容。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中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剪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更有甚者，他索性对官兵们说过很不“讲政治”的话：“剪发自便。”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作为清朝标志的辫子，这可不仅仅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难逃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上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关于黎元洪被迫参加起义一事，长期的说法很有传奇性，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并未尴尬到趴在床下躲避起义士兵的搜寻，从军几十年的明智的将领，知道既被乱兵包围，便无处可匿，况且中式雕花大床，哪里能爬进人去？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的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武将。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也真的亲手杀死过一位革命党士兵。也正因为一时冲动杀了这名报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团且枪声四起的深夜里，在风声鹤唳且军心躁动的兵营中，他深感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而且随时会被复仇的革命士兵所伤害。于是，他便在执事官王观澜和参谋刘文吉及护兵们的簇拥下，躲到了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于是，当天下午，他在十余骑护兵的护卫下，赶到湖北谘议局。在这里，他被选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位当选的民国首位省级政权的一把手连连朝推举他的人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并将都督府的布告贴出去的。

    这就是黎元洪参加革命的短促而富有戏剧性的经过，与床无关。

    有心人考证了出处，“床下都督”说源头乃民国初年湖北某报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戏说”，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将本省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处死有关（张曾在起义之初力主杀黎以振军心）。黎元洪时在武昌城里当民国副总统，虽对此糟践自己声誉的假新闻甚感郁闷，却也并没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