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厂誓师，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后死责方殷。

    这是担任过段内阁时的代秘书长和内政部次长的薛笃弼先生的挽联。他比宋哲元更简约，把段氏的历史功勋凝固在了“欧陆参战”和“马厂誓师”两件事上，足可见民国时期的段氏的公众形象确实与我们所知的那个委琐反动的军阀头子模样相去甚远！

    八十人抬棺的规模，成了中华民族“皇杠”的谢幕之巡行。之前，此杠房倾巢出动，抬过光绪，抬过慈禧太后，抬过袁世凯，也抬过孙中山，段祺瑞是最后一位享受这种哀荣的中国人。

    三日公祭之后，段氏被停厝于西山卧佛寺旁新建的屋子里（建房费是宋哲元将军筹集的），以待日后隆重下葬。《北平晨报》已经发出消息《段前执政决明春国葬》。

    然而，明春，北平情势越来越令人窒息。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极快地占领了北平，并征占了西山。段氏的棺木不能继续安放于古刹旁边了。段宏业无奈，只得将亡父匆匆葬于白石桥附近的一位亲属的坟旁，待抗战胜利后再正式礼葬。

    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但内战硝烟弥天而起，国府节节败退，哪有心思顾得上安置段祺瑞？一年，两年，三年，开春时，西山成了中共中央的驻地，段氏遗骸不可能再回西山矣！直到1964年，经最高领袖同意，段宏业才在距西山脚下的北京万安公墓里安葬了父亲。

    不过，若非知道段氏的字，即便走到其坟前，也仍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之墓”里埋的是谁。

    我是无意中在万安公墓里碰上段祺瑞的。那是在1998年9月24日中午。知道这是一所民国时代的名人墓园，却不知道段氏也埋在这里。

    那天一早从北京劲松的陕西汉中市驻京办出发，一路问了不下十个人，总算找到了万安公墓，不过，天已近晌。当时，万安公墓已经恢复对外销售墓地，见我不请而至，销售部里坐着聊天的两位女子有些喜出望外，忙站起来问我：是给老人选地儿吧？接着就把我往墙上的墓穴图表前引。我忙说明来意：想看看李大钊的墓，或者还有其他名人的墓。她俩的热情陡然消退，而且一退就退回座椅上，说，进去找吧，不少解放前的名人都埋在这儿呢！

    于是，阒无声息的万安公墓里，就我一个游人，开始漫无边际地寻找。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墓有指示牌外，其余的上千座墓皆无指南。从墙上的图表上我已经知道，该墓园以“金、木、水、火、土”排序，在“金”区“舜”组的最西北角，有一座墓与众不同，墓碑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坚决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死者是谁的架式。因好奇，我走过去，却极意外地见到了不大的石碑上刻着“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谁能知道，这就是堂堂一代民国军政巨头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其跟前拔脚而过。

    而且，段墓跟李大钊的墓，相距不远，最高统治者和被他下令通缉的国家要犯，竟同眠于这块土地上了！

    最初的墓，就是如此的普通。满目荒芜，无人问津。

    拍了几张照片，我默默折回。那一次造访，我还不知道此碑乃段之老友章士钊所题。

    1963年，正是段宏业找到章士钊老人，章请示了毛泽东以后，有关部门才准其遗属在此购买了墓地。也幸亏“文革”时进万安公墓“破四旧”的革命小将们均无文化，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何许人也，故而段墓得以不动声色地避在墓园一隅，侥幸躲过一劫——国家与民族之空前大劫。

    2003年9月，我二访万安公墓。找到段墓时，但见圹位已扩为标准的双人墓，墓碑也更新为更高的水磨石碑，碑文依旧像章士钊的手迹，却多了不少字：

    墓前，有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