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为数不少。面面俱到矣！

    孙中山恼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会，而且通过汪精卫等随行的国民党大员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者，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解体。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段氏的“善后会议”，还是孙氏的“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订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段氏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则属一个极其渺远的政治目标，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偏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说废就能废了？对内由国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哪年才能实现的人间美梦？

    善后会议因孙中山的逝世而休会了几天，历时两个月结束。会上，段主持草拟了新宪法。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这一切，还都是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进行的。

    从晚清戊戌变法时即被时人尊为国士的梁启超，曾在段的上一届政府内担任过财政部总长，对段氏的最后一次复出，他有过一句很高的评价：

    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论这一段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再次发动了兵变，这一次是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他只好从此作别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思路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

    不仅我如此，连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唯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皇城根儿杂乱密集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它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才使得这个名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