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影壁被违章建筑所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我一直想去找找东城区交道口一带的府学胡同，因为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逐出京城时，就把在这条巷子里的大宅子送给了铁杆小兄弟兼干女婿段祺瑞。老袁很精明，他被遣出京，性命能保住就不错了，哪有再回京城居住之念想？况且也没给外人，给的是干女儿。

    袁与段的共同旧居，如果尚存于北京城区里多得令人窒息的水泥楼群里，该有多引人入胜啊！

    当然，府学胡同不光有当年的袁公府或曰段公府，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也是我一直想看的地方。于是，在京出差的某天，找了个没事儿的下午，我从齐鲁宾馆后的什刹海岸边，在一个小修车铺里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块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车后踩个十几分钟，就找到了府学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端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标准砖楼。没见清代大宅院的影儿。胡同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文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彼此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公府，但门外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跟段祺瑞无关。

    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吧？

    不过，进去后，找到旧识王鸿年处长时，才知它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兄除送我有关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这里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总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不过，东头的老房子早在多年前就拆净了，原址上建了一片居民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或红或灰的方砖楼。

    府学胡同里两位近百年中历史巨子的故居，真的永远不存在了。

    我沿宽街骑回到了平安大街，在以前的铁狮子胡同驻足。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段血淋淋的往事——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下午，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镇压了请愿的学生。枪声响后，不少人当场仆倒在大影壁的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北方国民运动的北大教授李大钊也是其中一位，枪响时，他也跑进了这座大影壁后的卫队旅的马厩里，“状极狼狈”（《京报》1926年3月20日语）。等人群一轰而散之后，军警和市民将仆地者送往附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