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已经死了四十七人，伤了数百人。

    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我想知道，执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

    当然，我还想知道，第二天《执政府令》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准备好了带铁钉的棍子，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天在场的朱自清写过，他看到确实有学生带着“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不过，朱氏没看到有带铁钉的木棍。

    我确实想知道，同一起惨案，出现在各报纸上，事发经过竟是如此的不同——若干家报馆说，学生请愿秩序井然，但一到国务院门口即遭卫队“诱杀”（鲁迅语）；另有若干家报纸则说：游行者喊着口号冲击执政府，以致十几个卫兵都关不上大门了，鸣枪警告无效后，子弹才射向人群，云云。到底哪个声音告诉我们的是真相？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是否属实？死难者中，为什么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梁启超说，他既对政府的危机处置措施之“荒谬”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不能完全宽恕”。梁导师的话，也许更能启发我们对惨案性质的认知。

    绝大部分人所不知的，是下面这个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

    3月19日清晨，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待了他们。

    顾问们问：

    “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呢？”……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当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这是苏联人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书中的一段话。李鸣钟乃冯玉祥副官出身的国民军将领，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督察总监。

    真乃一叶知秋！仅此一段，即可窥见当年苏联人对整个事件的操纵。只不过国民军将领也没有料到事情已糜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没继续“顾”上让他们过“问”，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没发生。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千夫所指的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人，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段的最后一处住所，在距府学胡同不远的朝阳门北小街旁边的仓南胡同里，那是他被推举为临时执政后，被冯玉祥安排进去的。

    惨案发生后仅二十二天，亦即4月9日，背叛了吴佩孚并把段祺瑞迎进北京的冯玉祥部突然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要“讨段迎吴”了。先前，冯将所部改称国民军，要迎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但仅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