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是年，“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流产，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在京城菜市口刑场身首异处。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启超或谭嗣同与杨度曾在京师相聚，但两位好友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兴办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大人便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派遣优秀少年留学东洋事宜。“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晳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杨氏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20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学习五个月结业后，即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诸问题，并敢于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胆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