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似，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数年前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员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