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鞬”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