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晳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纳赀”，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赀”音与义同“资”，“纳赀”即花钱买官。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