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就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不得不返回湖南，为恩重如山的伯父杨瑞生奔丧。灵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词、字双绝的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回到家乡，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今天，于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百年之后，我认真阅读杨氏的激扬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年轻气盛的著名“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并很具体地教导了一顿后，清政府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其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机处的王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的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但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员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他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到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