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做了一回小官——“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兴许这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说一说。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倓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闿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至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很郁闷的袁世凯，不觉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变更国体”是“恢复帝制”的客气说法。是年元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在小汤山宴请梁启超，杨度乃唯一作陪的人。席间，小袁大说共和制的缺点，隐隐表示出变更国体的意思。梁启超当场表示反对，并于此宴后离职回了天津，直到袁死后才重返北京。而在场的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眼看着国事纷乱，“共和”失和，更不知伊于胡底，笃信君主立宪的杨度正着急呢，为“帝师”的使命感再一次把他发动起来了！开春，他即动笔写就日后成为帝制派纲领性文件的《君宪救国论》，只是惮于机会不成熟，没敢拿出来发表。当年8月，机会来了，他从《亚细亚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上看出端倪。该文作者为大总统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古德诺，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洋洋洒洒写了一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之后，明明白白地下了结论：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不是老袁授意，一个外聘的洋策士敢公开这样说？

    当年同在王闿运门下就读的夏寿田同学，时任大总统“内史”（秘书）。据说，夏告诉他，应该联络几个人讨论国体问题，即中国是否继续走共和道路的大问题。

    于是，在夏的陪同下，杨度到中南海觐见了大总统。

    寒暄过后，他请示说，想组织一个专门机关以“研究国体问题”。

    不料，此提议却遭到大总统的制止：“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这一下，杨度更有数了。领导说“不可”的原因，并不是这事根本做不得，而是怕外人怀疑是其授意！于是，他便放胆回答：

    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呵呵，老袁还顾虑什么？只说了句“你可与少侯等谈谈”后，便扯别的去了。

    老袁说的少侯，即著名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少侯是其字，和杨度一样，孙氏也是参政院参政。杨度找了他，还找了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三位在京的著名革命党人，更拉来了名重海内外的总统府高级顾问严复老先生。杨度将这几位有影响的人士拉在一起，一番筹划后，在石驸马大街（今宣武门内新文化街）的前清郡王府门外，赫然挂上了“筹安会事务所”的牌子。杨度自任理事长，恢复帝制后欲当首辅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筹安会的理事们很快写出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发布于报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即杨度前些日子写好的那篇《君宪救国论》。

    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认为：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老袁读到杨氏“雄文”后，如被挠到最痒处，颇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