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的杨度是最年少的一位，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与冯玉祥，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先后补授了个“三等男”。

    “圣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安排，令自命于帝制有大功的杨度郁闷不堪。那套挂在巴黎某个角落大衣柜里的大礼服也就始终没运回来。

    其实老袁比他更郁闷百倍——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竟也纷纷加入了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难辞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社会上有了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传言——彼国不是有力挺老袁称帝的古德诺嘛！

    就在此时，《京津泰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家中，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后来即使到了天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不变的政治态度：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后来，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副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杨氏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值得后人钦敬。

    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袁克齐回忆，父亲临咽气前，曾大呼“上当”，而且还特意嘱咐他大哥袁克定说：“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还有人传言，说老袁临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瞧瞧，明明是你老袁想当皇帝，最后板子却打在了帮忙的人身上！

    杨度真是百口莫辩。

    老袁过世的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赶赴中南海吊唁，留下了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从不俗的词句和墨迹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才情，也看出了他的固执。

    挽联曰：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