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儿，北洋巨头们谁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当大总统的曹锟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会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书长。粗犷的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勋，将杨度聘为本军总参赞。一时间，杨氏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到“东北王”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时，杨度又成了这位安国军总司令聘任的“政治讨论委员会”专职委员。

    甭管谁当权，总拿杨度当国士敬着。

    据说，连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却知道尊重文人，对杨总参的话，一度言听计从。

    安国军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后，曾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百日之内，连续抓走京城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后，杨度曾联络报界诸人为之求情，未果。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对邵氏掺和郭松龄兵变深恶痛绝，仅两日即下令将邵处决。林白水触怒的是张宗昌，身为安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宗昌副总司令，面对前来求情的说客，统统示以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时，才转出了黑眼珠，命人打电话通知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执行完了，杨度的愿望落了空。不过，好在杨度总算说动了老张，把成舍我交保释放了。

    武夫当国的政治局面，很令杨度伤感，他曾对友人大叹：

    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既如此，孤傲的杨度何苦要依附于军阀巨头？从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读出，其动机绝非卖身求荣：

    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

    就在他把张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安国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赶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商军务。“少帅”已经知道张副总司令身边的杨总参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晳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

    图未穷而匕已现，杨度只得借故请辞。

    杨度五十二岁那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了东交民巷里的前俄国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一向反对革命的杨度自然不赞成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但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会唱“英特那雄耐尔（英语international音译）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陈独秀以入青楼为乐，李大钊以敬老妻为荣，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适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钊固守旧传统，但两人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