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所以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之后，偏偏又遇上来客，只好应酬了半天。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前段时间，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与妻子儿女寄身于苏联使馆里，他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的骨干人员也都在该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里躲着。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东交民巷。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前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信。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

    4月9日，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

    彭国兴编的《杨度生平年表》上说：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代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