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显然，杨度已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待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案犯，由他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显然是依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碑克隆的。

    竖碑下一块小小的横碑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后重修万国公墓时新立的，碑上嵌着死者的一帧头像，碑文是书法大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只有姓名，没有称谓，碑文显得很冷漠。杨度生前既是中共党人，也是佛门弟子；既为一代居士，亦为书法大家。请当代最受尊崇的居士赵朴初为其题碑，倒也应该，但为何不对故人表示起码的敬重，称其为先生或居士呢？

    倒是墓前的一方为导游而制作的石头上，刻着的死者平生介绍，第一句即是：

    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之墓。摄于1995年6月。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晳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居士”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这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