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这句成语——当年周恩来会见外宾时随口说了句“越俎代庖”，一旁当翻译的她竟张口结舌！事后总理颇为不解：章老的女儿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章老好好学学中国文化啊！

    只是，让孙中山和黄兴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参与筹划革命党联合的章士钊却坚决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这一点，他比他的同乡杨度还拗！人说湖南人性同骡子，不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狱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钊盟誓签字入会，可是熬了两天两夜，章就是不肯答应。之后革命党人见正值春光的章士钊（时二十五岁）对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吴弱男小姐颇有好感，便安排敢“与孙文上下议论”的“气焰万丈”的吴小姐前往章的住处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人欲以美人计收降此倔人。

    倒是有一棵孤立着的高大桐树，无论政治季节的更换如何惨烈，也无论人格谤伤的冷雨久久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绿着，直到寿终正寝。在充斥着乱砍滥伐记录的中国现代政坛史上，这几乎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他很受袁世凯恩宠。虽说与袁氏的相识晚于杨度，但他受老袁礼遇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那位后来得“御匾”的“旷代逸才”少。这倒不全因为他当时的夫人吴弱男乃袁氏恩人吴长庆的孙女，而袁又是个知恩图报之人，更因章本人已经是名满天下且又特立独行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了。

    章士钊与黄兴的关系更铁。他二十岁离家在武昌求学时即与同乡黄兴同窗，但因年龄差距过大等原因（黄比章大八岁），“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章士钊语）。两年后章在上海办《苏报》，黄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时，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黄兴回湖南策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跑回上海，与章等人会合。某晚，黄兴向章士钊展示一把新购得的手枪，两人正喜滋滋地摸索着，突然枪走了火，一粒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嵌进了窗棂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钊的莽撞而连累了黄兴，二人同案入狱。这种交情，不正所谓生死之交吗？出狱后章士钊即流亡日本，当年（191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黄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我理解章女士的遗憾，但却不理解她何以长达九年未到亡父灵前祭祀。她说，她只在父亲走后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节去过八宝山一趟，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到了1983年秋，她给新逝的夫君乔冠华选骨灰盒时去了趟八宝山，这才想起进骨灰堂看了看父亲。她自责是“不孝女儿”。

    那时候，除了鲁迅的观点之外，我对章士钊其人全无了解。

    章士钊在他的长文《疏〈黄帝魂〉》中说过：

    1998年5月，章含之携她的第二本自传体著作《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与演员秦怡、作曲家陈刚一道来青岛签名售书，我与她曾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饭店有过浅谈。她比我想象中还高还胖（她笑道，胖是恶症手术后做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她优雅而自然地请我和同事宋华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遗憾，她对自己的父亲真的所知不多，甚至当我问及父亲为什么给她起“含之”这个名字时她都笑答：“我还真不知道。”女儿洪晃花了十多万美元在青岛东部海岸上为她买了一套高层复式房，她说，她会常来这里住的，因为，这毕竟是属于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随父亲住过的所有房子，要么是父亲朋友的，要么是国家的。

    民国元年（1912年）秋，回国后的章士钊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当今大总统。老袁也真够意思，竟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锡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后半年，总统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