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90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曾经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书卷气。

    然而，因为对旧时代历史人物的长期诋毁，这条巷子里本应弥漫着的节烈气、英武气和书卷气全都没了。左看右看，有些气象的旧宅院根本没有，最有分量的建筑就是眼前这栋不大不小的六层居民楼，但它遮了半条胡同的阳光，也遮得我心里黯然了不少。

    再回望小巷，贴墙处只稀稀拉拉立着几棵无精打采的白杨树。

    是的，根本没有苍然的桐树。

    也就是说，章士钊在京的第一处故居已经不复存在了。

    章士钊为何坚决不入革命党？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国内最激进的《苏报》的主笔，连当朝皇帝都敢骂为“载湉小丑”（结果酿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撰稿人章太炎入狱服刑，被“二章”所力荐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监舍），那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他连暗杀组织“爱国学会”的副会长都敢出任（会中有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组织过行刺清廷前任广西巡抚的行动，还有什么大事不敢承担？

    是他厌倦了？刺杀未遂，租界巡捕将刺客缉捕归案；他身为主谋，逃跑尚来不及，但却天真地于当晚跑进巡捕房意欲与被捕者“一商对簿时如何立辞”！结果巡捕们只问了几句就看出破绽，遂当场将其扣押审问。偏偏他又不会说假话，供出自己的住所。于是，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同党相继入狱。在狱中他意气消沉，竟说过出去后欲往西湖边开个小牛肉店的没出息的话！于是有人猜测他是怕再遭牢狱之灾，故厌倦了政治活动。

    细细想来，他倒也真的是怕了——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够，不足以胜任秘密的革命活动。几年的风风火火的体验，特别是这次被捕入狱，使他对自己的短处看得更明白了：

    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

    是的，以他的资历，若加入政党，岂不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反倒会对革命大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厌倦了——投身革命以来，他已看到了革命党人只重行动不重理论的隐患。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国民，而不仅仅是死上多少个烈士换取多少个权臣的头颅。

    他甚至预言过：

    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一直未能在中国确立，社会反倒更加动荡不安，这正应验了章氏的不祥预卜。

    那时的章士钊就认为，他不适宜投身政治活动，只可能走“苦学救国”的路，他要在理论上发愤学习，为唤醒大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钊之志哉？所以尽管大总统对而立之年的章士钊极为青睐，无奈章不仅不识抬举，反倒“恩将仇报”。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他正在总统家里与袁共进晚餐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拿着电报叹：“遯初（宋教仁字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得极不舒服，第二天即逃离京都，潜往上海。

    上海司法机构逮到刺客后，竟顺藤摸瓜揪出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又从洪的信札里看到了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影子！赵总理乃袁大总统的老部下，于是，袁便被有罪推定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后来，刺客死于上海狱中，而赵秉钧猝逝于直隶总督任上（赵因宋案已改任斯职）。这一下，全国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侦探，在国民党报纸的导向下，都认定大总统即幕后主谋。尽管袁世凯曾催促赵秉钧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调查，也尽管官场都知大总统待宋教仁不薄，最要紧的是，迄今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袁与宋案有涉，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