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案已经不容置辩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统治者的又一大罪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上时，宋教仁是内阁中的农林部总长，后辞职专事组建国民党，鼓吹议会政治，致力于本党以优势选票入主内阁。他正是在来京参加国会的时候死于非命的。章士钊与宋教仁是湖南同乡，又是在日本留学时的革命同志，而且，宋还比章小一岁，享年仅三十一岁！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钊悲愤异常。尽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谁，也判断不出袁的那声哀叹到底是真心难过，还是假惺惺地作秀给他看，但血案毕竟发生在袁政府手底下！

    在上海，章士钊先后向黄兴与孙中山通报袁氏有可能称帝的种种迹象，并亲往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处，游说在前清时与袁氏有深仇大恨的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孙、黄合作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大元帅即岑氏，而讨袁檄文则出自章士钊之笔。不过，想必孙、黄二位与岑大元帅谁也没告诉过他这位讨袁军的助产士，是日本政府分别出钱武装了他们。如果书生气十足的章氏知道此事，早晚要说出来的，哪会憋在心里六十多年而不言语？

    讨袁失败后，章士钊二度流亡日本，以“孤桐”名创办了政论性杂志《甲寅》。那一年是民国三年（1914年），农历甲寅年，即虎年，杂志名即由此而来。因封面印有一只老虎，故章氏后来当上教育总长时被部员周树人（笔名鲁迅）等人骂为“老虎总长”。

    《甲寅》标榜“不党”，即不为所有党派立场所左右，坚持独立、客观、公正之立场，以“有容”、“尚异”为主旨，由此迅速成为当时最为知识界看重的一份思想性杂志。陈独秀、李大钊莫不受到章氏的影响，成为《甲寅》的作者，进而成为后来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比之于孙中山、黄兴两大国民党领袖，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共产党领袖的关系更是“同志加兄弟”（越南胡志明诗句）！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陈独秀）。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国民日日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章、陈二人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陈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度启用了“独秀”的笔名，这个大名遂成为回响在20世纪中国天空中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你看，无论国民党的“孙中山”，还是共产党的“陈独秀”，名字都竟与同一个人有关，此人岂不伟哉？

    而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论文，章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李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友。有人考证过，李大钊的思想与文风均受章士钊很大影响，并且他在给《甲寅》写稿时只以其字“守常”署名而不肯以名“大钊”落款，原因是生怕以“钊”示人会有掠章士钊美名之嫌。后来，回国后的李大钊还用过一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起的。

    你看，是章氏的刊物把后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招到了一起。

    彼时的章士钊，是一位思想界的先驱而不是什么“落水狗”，他的《甲寅》，是极有影响的民主主义滩头堡而不是鼓吹旧文化的死角。他的有些文章，都被收入国语课文里了，可见影响之大。《甲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吴稚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杨昌济等许多一流的思想者都成为章氏的重要撰稿人。当年，毛泽东就经常借阅《甲寅》，杨昌济无疑是最有力的推荐人。

    章士钊正是凭雄厚的才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