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要么西边的那座幼儿园，要么东边的这所高深莫测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栋属于当年的章先生。

    过后，我问过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旧居，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护国军完成使命，军务院撤销。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钊与陈独秀、吴稚晖探讨完有关新内阁的组成事宜后，于7月21日赶到北京，在这魏家胡同的大宅里住下了。

    “孤桐”自己说过，他一生既无不动产，也不蓄财。当然，不管是位居阁员还是落魄民间，也无论是北洋时期，党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他总有贵人相助。用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

    北洋时期，无论谁当政，他这个当过总长（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名士都不会囊中羞涩。想到欧洲去转转了，大总统黎元洪马上派人送来一笔可观的资金。

    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当家，章士钊也没吃苦。虽说成了新政府的通缉犯，但他先是去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受张学良之聘，回国到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出关教书，既解决了生计，又解除了通缉，真是一举两得——本来是遭通缉的“北洋余孽”，经“少帅”说情后得到解脱。“易帜”未久的张学良那时牛得很，他让东三省归了中央政府，为统一中国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话在南京很有分量。

    重量级人物当教授，其报酬也是重重的，别人月薪平均三百元，而章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月工资竟高达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发，章士钊或许会一直在黑土地上授业解惑呢！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张学良顾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挂牌当起律师。且不说给杜月笙当法律顾问每月有五百元的进项，单凭其声望为人代理官司，即该有不菲之入账。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拿着参议员的津贴也不会过穷日子。况且，这位书法大家还有众多的倾慕者，高昂的“润格”也不会让他落魄。出狱后的陈独秀曾亲代友人向其求字，因未得答复而颇为抱怨地说，“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不可治矣”！可见章氏书法还是大受追捧的。

    共和国时代，他既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馆馆长，正部级干部，哪会为钱而操心呢？老友纷纷在受苦受难之际，他却逐年享用着毛泽东的“还账”——毛泽东硬要用自己的稿费把当年借他的两万银元偿还完；九十高龄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后，周恩来还特批给他一万元钱，而那时，整个大陆都取消了稿酬制。

    总有钱花的人，一般是不考虑置办不动产的，所以，章士钊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也无论上海还是重庆。

    那么，这魏家胡同的某个宅院是属于谁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还是自己花钱租下的？

    现在的魏家胡同已经不会告诉我答案了。

    其实北京的文物部门不妨考证一下，把曾影响过中国政局的历史人物的旧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样，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门前立一块小小的牌子，让人文的游脉不致到此中断，岂不善哉？

    入住此胡同后，章士钊即代表西南军政府首脑岑春煊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商谈了有关善后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头回相见了，讨袁伊始，他曾专程前往武昌游说过黎。现在，老袁死了，章士钊向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现了，他“渐厌政治”，便转身走进了北京大学。

    袁世凯在世时，曾有意让章士钊出任北大校长，但章以年轻学浅坚辞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总统任命为北大校长了，他却欣然接下蔡校长的聘书，当上了这座最高学府的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须知，正是由于章士钊的谦让与力荐，二十八岁的李大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