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进入北大接任图书馆主任。而后，章士钊又将同乡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任教伦理学，而杨又把投奔自己而来的大弟子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毛成了大钊手下人。李大钊马上成为京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而毛泽东则在大钊先生被难后，经二十多年党内党外的苦斗，终于率共产党人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历史终结，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重新回到旧日京城。

    共产党领袖们将北洋时期的总统府做了自己的办公处和居住处。入主中南海后，毛泽东曾愉快地请“行老”等湘籍前辈进入新华门泛舟于波光潋滟的南海。对中国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件莫大的荣耀。

    追根溯源，没有章士钊当年的引荐与退让，也许就没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骨干队伍的形成。毛泽东对章氏的礼遇，决不仅因为彼乃恩师兼岳父之好友。

    杨昌济早就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会让章士钊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钊那儿默默工作着的同乡后生的表现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当毛泽东开口向他借两万之巨的银元时，他没有让对方失望——尽管他是在八十岁以后才知，那笔巨款被毛用于湖南的共产党活动和留法同志身上了。在杨昌济教授因病过世时，章士钊与杨度等湘省名流共同张罗了葬事，其间，自当与毛泽东有更多的接触。父执之恩，理应是一直没忘情于“骄杨”的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昌济的千金、自己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称呼。

    1964年，也就是毛泽东让章含之兼任自己的英语老师的那一年，毛忽然提议要向“行老”还债，每年还两千元，为期十年，且说还就还。章士钊曾表示决不能收此厚赠，因为当时他并没那么多的钱，钱是他向社会名流们募来的，如今，让他一人收之，有愧。但章含之转述道：主席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给行老一点补助而已，他给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能偿还的呢？直至章士钊谢世，这场旷日持久的欠账才算了结。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士钊也因之享尽主席的恩荫。他的养女章含之就因这层关系从一个普通的大学青年教师成为毛身边的人，进而成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让其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在万般无奈时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最奇特的是，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毛竟也耐着性子回了亲笔信：

    惠收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政治上宽容，经济上接济，对毛泽东这位铁石心肠的大政治家来说，唯章一例，绝无仅有。

    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周恩来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还对章含之讲过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留学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有趣的是，当女儿回到家中把总理的回忆讲给老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