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与苏联人的接触最早。是他第一个公开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并广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他最早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并将来华建立中共的苏联特使介绍给陈独秀的。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各项决定并勉力而行，处处以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在本国努力工作，他还亲自带队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并在苏联住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苏俄的真正信任！

    我真是一个喜欢以后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还爱对既定的结论自己再考证一番。我常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研究者们忽略但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大钊在党内的威望与职位为什么不相称？换言之：他为什么一直不是中共的领导人？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开会时，“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都没到会。前面说了，陈独秀成了中共第一届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通常人们说的是，他正在领导北京的大学老师们向政府讨要拖欠的工资，没工夫来上海——“讨薪”重要还是参加本党首届党代会重要？显然，这是个伪问题。

    翌年7月，中共“二大”在沪秘密召开，李大钊还是没有到会。本届党代会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成为中执委委员，而李大钊仅为三名候补委员之一（另两人是年轻的李汉俊和向警予）。陈由中央局书记改任委员长，而陈之后的那四位年轻的执委，除了一个蔡和森，其余三位全是李大钊在北京的学生。李大钊只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之一，但不是一把手，“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简称“地执委”）的委员长是范鸿劼，即日后与李大钊一同被绞死的那位烈士。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李大钊唯一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直到这时，他才被选入扩大至九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依然没被留在由五人组成的中枢“中共中央局”工作，而是以“驻北京中央委员”的名义回了北京。

    1925年岁首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召开。其时，孙中山正应段祺瑞之邀去了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无法离京是可以理解的。

    除四次党代会之外，1925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维经斯基参加，陈独秀主持，听取的正是中央局和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党组织的报告，北方区的总负责人李大钊竟没有参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主要讨论迎接北伐与国民运动问题，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十二人与会，却偏偏没有他们的导师李大钊！

    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为什么很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这位中共创始人没太拿党当回事儿，还是把持历届党代会的“国际”代表们根本就没安排他与会？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在毛泽东主政之前的历届中共党代会及党的重要会议，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办并在场监督的。他们不光为中共的高层聚首提供充裕的资金，更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李大钊倒也参加过党的高层会议，即1922年8月马林召集的中共杭州特别会议。除他和当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之外，其他四人都是中央执委。马林让他与会，显然是让他做说客。是李大钊说服了陈独秀，执委们才勉强同意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共产党的一条铁的纪律，中共既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怎么能不听总部的话呢？

    “南陈北李”为了执行苏联人的意图忍受了太多的责难——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探路的那个大个子华侨杨明斋，为此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