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做寓公的白坚武，从朋友处听说李大钊因大意而被捕的消息，叹曰：

    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从进入苏联使馆，到他被逮捕，李大钊一家在东交民巷的旧兵营里住了一年多。

    被关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后，他平心静气地写下《狱中自述》，其中也如实记下未能离京的原因：

    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

    不过，我总以为，李大钊先生是能够平安离京的。他既是个富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个谨慎处世的文弱书生。想当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陈独秀被捕，都与他无直接关系，但他却闻风而逃，避祸远逸，直待事态平息后方才返回京城。如今，他已是政府明令通缉的“过激党巨魁”，困居奉张手心里的后果，他能不知道吗？

    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他相信杨度传话的真实性，更知道吴弱男女士闯入使馆当面催促的急迫性，可他为什么不让苏联人安排他潜逃呢？况且还有徐谦、顾孟余等人成功脱险的先例啊！举世皆知，在搞秘密行动方面，“老毛子”历来招数不断。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李大钊乃社会名流。民初，社会名流俨然一独立势力，其社会地位既高于之前的封建王朝的御用翰林，更超然于之后的党国时代的窝憋文人，统治者都拿你当回事儿。李大钊就曾是大总统黎元洪的座上客，还是奔走在直系的李纯、吴佩孚、冯玉祥等将帅之间的知识界领袖，所以，北方的好多政客和军人都与他有联系。

    起先，苏联人并不是要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是要“亲吴（佩孚）疏孙（中山）”。李大钊曾两度拜访过吴佩孚，事后曾对胡适写过“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的感受。在吴大帅眼里，他一直是苏联人的使者。

    然而，等“二七”大罢工在血泊中结束后，苏联人又开始“联孙倒吴”。忠厚的李大钊再一次成为一名过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长江以南，成为“国共合作”的力行者。他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头一号中共党员。国民党“一大”后，他成了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之一。虽说近年被证实，那幅影响很大的国共合作的“蜜月照”中与孙中山并行的蓄胡者并非李大钊，但他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难，其实也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过于轰轰烈烈有关。

    他的最后一点工作成果，也因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失利而化为乌有。苏联驻国民军的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回国后，曾以笔名发表了《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名为《冯玉祥与国民军》出版发行。书中几度提到了李大钊：

    格克尔（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笔者注）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原注）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的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随着苏联人“联吴”、“联孙”、“联冯”设想的一个个失败，多次奉命与这些巨头联络过的李大钊不可能不成为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