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导师，况且其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促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叶剑英、博古就衔命登门造访。之后，叶剑英还曾同陈独秀单独会谈。远在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发来电报，提出允许陈独秀回到党内的三个条件，其主要内容即陈要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

    倔犟的陈独秀，此时已抵武汉，他对前来催问结果的中共驻国统区二号人物董必武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中共党内，凡在陈独秀手下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老先生”的执拗。所以，此事只得作罢。

    国内“托派”组织当然更来找他。服刑期间，“托派”与他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胆大心细的潘兰珍女士充当了秘密信使。但他已经厌倦了国内各“托派”组织的无休无止的宗派纷争，复函正式回绝了小团体的邀请：“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

    旧友胡适为他联系好到美国写传记，还有朋友劝他去香港定居，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然而，他都没答应，理由很简单，也很感人：“既然我拥护国民党领导全民抗战建国，就不能离开内陆。”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与灾难中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为此，他孤傲地留在了“国统区”。

    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由南京退到武汉，又由武汉退进四川，长江三峡成了天然屏障。陈独秀带着叔母谢氏（陈衍庶的第二任夫人）及潘兰珍先在“陪都”重庆落下脚，后又退到距重庆百余里水路的江津县定居。彼时，国民政府将各省公立学校都迁到了巴山蜀水，安徽流亡学校被安排在江津复课。为此，陈松年也在江津的学校里找了份工作，与父亲隔江而居，经常探看。潘女士则始终与陈先生同居一处。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住在距江津县城二十华里外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的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患高血压和胃溃疡多年的他，自知生命之旅将终结，便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潘氏及追随自己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邓纯以及专程从广东赶来的包惠僧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

    他告诉松年的是，日后将其棺木带回故土。

    两天后，斯人长逝矣！江津故交将其安葬在了长江边的康庄墓园。

    五年之后，陈松年将亡父的灵柩起出，雇船顺长江而下，漂泊几天几夜后，在安庆怀宁城郊的亡母墓旁，将父母埋在了一起。尽管陈独秀一生漂泊，四海为家，直至病逝他乡，但他还是魂归故土了。此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的事。

    让人深感庆幸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岁月，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滔天浊浪的冲决，这座“无名”的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