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接着开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神气活现地给长期留在国内的同志们指点迷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最末一位作报告的是项英，未参加长征的他向中央汇报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向党内交代清楚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会上，没有发言权！过后，毛曾多次发牢骚，称王明回国后的那段日子，“没有人理我”！

    时任政治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去国民党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他（毛泽东）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似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

    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

    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来到窑洞外，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讲究排位的中国政坛上，这显然是一张耐人寻味的写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轻的王明，其左右分别坐着陈云、刘少奇和凯丰、项英，而毛泽东屈居后排最边上，自他右侧起，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和康生。十三人中，只有毛、林、彭从来没到过“革命圣地”苏联，“远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于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谣“日寇侦探机关”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群众》杂志，又有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章汉夫的《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称“托匪”陈独秀散布“破坏抗战”的言论。又过了十几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连续刊载长文，活灵活现地杜撰道：

    日本给陈独秀和“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

    因社会部乃中共负责情报与“肃反”的权威部门，故这位从苏联回来的“神仙”的话，就成了在党内板上钉钉儿的“证据”。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水长大的晚辈，同姓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