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之为帝王的辅佐，其渊源是很久远的，也可以说自从有了帝王以来，就有了地位仅次于帝王的宰相。

    这一制度，历来便都为论者所肯定。每当说到太平治世，总是以明君善于择相、贤相能竭诚事君，作为主要因素。很多相处得较为和美的君相之间，彼此也常以融合无间、如鱼得水，相互赞誉。粗粗见来，似乎君相之间总是以和衷共济、同心协力才是正道。但历观史籍、揆诸实际，却又不然。自殷周以来，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间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处理实际的政务则较宰相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权力，而处理实际的政务却较帝王为多，彼此互为消长，彼此意见相合时固然常有，而彼此相异时却也时见。相合自然无话可说，相异则不免要相互让步，或竟发生冲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而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冲突的缓和与激烈各不相同而已。这其间，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了帝权的突出人物。

    君相之间虽说不断有些争持，但从权位上来说，优势自然总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时候为多。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因为每个开国之君为了保全他的基业，总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对帝王起到约束作用的条文，而添上一些扩大王权的条文。历代继续这样修改，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到了明初，帝权和相权之间相距便已绝远，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最后终于把这个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给废除了。

    废除了宰相制，君权越发增重了，君主专政，至此已发展到了顶端。这对于帝室的稳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于童年间便即位为帝的很有几个，另外又还有些倦于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宫，很少临朝问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权还是很巩固的，并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应该说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缘故。不过，也正由于居安无危，明代诸帝，除去建国初期的所谓二祖以外，都极缺乏历练，只有宣宗、孝宗，稍为后世加以称许，其余都不过是些碌碌无为的人，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只为增重帝权而殚精竭虑的人所没能想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终于废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最后才毅然决定的。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一点疑虑。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国之前，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起了宰相的职位了。从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则是徐达。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即位为帝以后分任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那时丞相的任所称为中书省，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属员。徐达在中书省为右丞相的时间并不久，只有两年略多些，后来便因要率领军队出征而离开了那里。李善长在徐达离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继李、徐而任职丞相的，又有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人，汪是在李善长于洪武四年正月致仕之时即被任为右丞相，继李而来掌管中书省的事务的。胡惟庸比汪广洋的入相要晚两年多，他是于洪武六年七月才被任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初，有过以左、右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叛被诛，中书省也随之而被撤销，此后丞相的官名和职所便都化为乌有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即位为帝后才逐渐感到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几经设法想要加以调整，但都并不令他满意，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