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的。从他们君相之间自开国以至最后李善长一家都被族诛，明太祖的不断谋划，事后看来，还是很显然的。

    徐达在相位的时间最短，他又是四个丞相之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所以在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之间，有关宰相制的废除的迹象并不多。可以略去不说。

    首先要说的，应是朱元璋与李善长二人之间的变易。李善长是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之时，便与他在军中共事的旧人，他们原是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的。李善长是个极有智计，料事多中，并且极有决断，敢于任事的人。史家说他是，“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很确切地道出了他的特点。正由于此，他在作为郭子兴的一个部将的参谋之时便已极为有名，引起了郭子兴的注意，郭曾很有意把李善长从朱元璋的幕中选拔出来，作为他自己帐中的参谋。那时的朱元璋对李善长正在倚信至殷，认为谁对他的帮助也赶不上李善长，如何舍得让他被调走？但是郭子兴的谕令他又不敢违抗，真是去既难舍，留又不能，陷入了极其为难的困境。同样，李善长也不愿离开朱元璋而另图高就。一则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这里是居于首席谋士的地位，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心意互通；转到郭子兴那里，会变成人微言轻，哪里比得上这里？其次，就是他后来常常夸说的，他早就看出朱元璋生有异禀，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他才乐意一直辅佐着他。李善长不愧是个“多智计”的人，他对郭子兴的拔擢想出了很多辞谢的方法，通过多方说项，终于使得郭子兴既不怪罪，又摆脱掉了他的选调，仍旧留在朱元璋的幕中。经过这样一番周折，朱、李二人的情谊又更增进了一步，合作得更见尽善尽美了。

    在天下未定之时，李善长和朱元璋二人之间，实在是日见亲厚，有似如鱼得水一般。这由于李善长确实很有才干，而又勇于任事，多谋善断，很多决不待时的事，他都能抓紧时机，不多和人商量，独自及时便办妥了。朱元璋得他这样相助，真是事事都可放心，省却无数麻烦。对于朱元璋来说，在他连年征战，削平群雄，以迄建国之时，李善长确是一个兼具萧何与张良二人之长的人物。在军中，李善长是“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指挥作战和组织供应，他都兼管到了。在建国之初，一切有关政、经等项的法规和制度，以及郊社宗庙等等的礼节和仪制，也都是由李善长亲自加以制定，或者由他率领有关诸臣，一一加以制定的。明代建国之初，论起功来，无论就任何方面来说，李善长应为功臣之首，实在是众口一词，并无争议的。朱元璋对于这一点也很明白，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长是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在为他封公的制词中，明确地把他和汉初的萧何为比，也正显然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他的一致的看法。

    朱元璋和李善长的相离日远，最后竟成为相互有敌意，是在建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也就是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而引起来的。这也是情势不同，利害各异，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在逐鹿中原的军中，敢于任事，当机独断，原是极可赞许的长处；而在建国之后，则不免被目为独断专行，为已登大位的皇帝视为不能忍受的行为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无代无之，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便正说明了这个。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引，从赤松子游。这些事之所以为历代论者叹赏称许，便是由于他们能够看清时势的变易，而情况有异，能够早自为计，洁身而退的缘故。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建国，有类于范蠡和张良，但在功成身退上却绝异于他们，而明太祖朱元璋的雄猜之处又绝不逊于勾践和刘邦，甚且尤有过之，所以二人在建国之后，共富贵时，便难于搞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