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有多至十几人的时候。然而也有些例外，如在万历年间，明神宗倦勤，阁臣有缺总不肯补上，竟常出现阁中只有一人、成为一人独相的局面。

    阁臣成为定制后，很快便形成了为其所特有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并未成文，但有时却比定有专条的制度还更死硬。在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中，便有了一定的名次上的排列，列名最先的人被称为“首辅”，第二人则称为次辅。首辅自始便有个像领班一样的意味。但在最初，名次虽经排定，却并不是不能变动的，居先者可以降下来，在后者可以跃到前面去。譬如最初的七人，原是以黄淮为首，解缙则名列第四，但不到一年，解缙却一跃而为首辅，原来的首辅黄淮却降了下来。再如杨士奇，他是名列第五，排名在第三位的杨荣之后的，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和他都在阁中，他却跃居杨荣之前成了首辅，杨荣则只得任次辅。但是这种可上可下的做法并没有持续了多久，很快便形成了另外一种绝对排资论辈、前后永远分明的死硬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在阁中的名次既经排定，便成不可更易的顺序，首辅永远是首辅，次辅在首辅未离职时永远是次辅，首辅如果离职，继为首辅的又必然是这个次辅。次辅而下，三、四、五、六各位也是同样，都得等着名列在前的人离去，或者死了，才可以依次递升。不但此也，首辅如果罢离，不管去职久暂，只要又行入阁，排资在他之后，已然位居首辅的人也该退下，由这位旧时的首辅重居首位。这种死规矩，在以前的宰相制中一直并没有过，如果有，那么汪广洋再入中书省，升任左相的就该是他，而不是胡惟庸了。

    阁臣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规例，便是入阁者必须是甲科出身，也就是说，必须是个进士出身的人。这种规例最初也没有，仍是稍后才形成的。仍以最初的七人为例，那七人中的杨士奇和胡俨便不是进士出身。不过他们虽非进士，入阁之时却都在翰林院任职，杨士奇是个编修，胡俨则是检讨，所以严格说来，最初七人虽非都是进士，实却一律都是词臣，这与后来的非甲科出身不得入阁，看来倒也有些关系。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选来入阁的人首先便须以笔墨见长，并且又只从詹事府、翰林院等修撰文史，或者职为讲官的那些处所来选择。而这些地方又都是甲科人员汇聚之处，后来竟自形成非甲科不得入阁，中了进士，又被选为庶吉士，人们便都以未来的相臣目之，实在也是由来有自，无怪其然了。

    由于阁臣同时在阁者每有多人，首辅又有个类似领班的作用，遇事总是由他当先，和皇帝的接触也以首辅为多，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自始便很激烈，以首届的七人而言，便发生过黄淮和解缙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果则是解缙被害，死得很惨；黄淮后来也以时常加害大臣被投入狱中，结果也并不好。

    这个解缙在首批的七位阁臣中最初虽然名列第四，但入阁时的官级却是七人中最高的一个；他这人又极有才华，文笔既佳，又多策略，所以入阁不久，便脱颖而出，入阁不足一年，便压倒了黄淮，跃居首辅。黄淮原是个热衷权位的人，被解缙抢到了前面，岂肯甘心？于是他便一心罗织解缙的过处，遇有机会便暗中向永乐反映，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把解缙从首辅的位置上搞了下来，自己重又得居首位。他虽把解缙赶出阁外，远谪到广西去为布政司右参议，却仍不甘心，到永乐八年（1410）更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兴起大狱，把解缙和中书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萧引高等人都逮入诏狱。李、王、朱、萧等人由于久被关押，都已死在狱中，只有解缙，虽被关了五年，却还没死。这时已是永乐十二年（1414）了。那年冬季，天子录囚，永乐在狱囚名册中见到解缙的名字时，随便问了一句：“这解缙还活着么？”他问这话，并没要人回答，可能是随口一问，并无别意；也可能是诧于解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