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却比那些外官又稍强些。夏言虽然中得不高，实际却很能文，又警敏通达，素有大志，虽被授为行人，却不肯默默以终，每有机缘，不断地以才辩自见，果然很快便被擢为兵科给事中，不仅官升了一点，达到从七品，而给事中属于言官，可以尽情言事，直达天听，比行人距天庭又近了一步。夏言自从得为言官，更想有以自见，便不断上疏言事，嘉靖才始嗣位，他便上疏论及朝中壅蔽、矫诈诸般弊端，并提出了如何杜绝诸弊的方法。他文辞优美，自始便给嘉靖以深刻的印象，曾传谕嘉奖，不久，更把他从兵科给事中调为吏科给事中，官虽仍然一样，但以六部的顺序而言，吏、礼、户、兵、刑、工，从兵科转到吏科也真是一种上转。

    嘉靖七年，夏言上了一封以为天、地理应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正好投合了嘉靖的心意，就此成为夏言青云直上的阶梯。原来嘉靖自议礼全胜后，很为得意，自觉在礼学上已经很有一手，那时他忽然觉得天、地合祀似太笼统，如以天、地、日、月分而为四，合成四郊，倒是发前人所未发；此礼由他创始，也必将永垂后世。他这样想着，便把张璁、翟銮、霍韬等议礼诸臣召入，悄悄说给他们，要他们加以研究，看看是否可行。张璁等人虽都是以迎合帝心得至高位的，但冒险犯难已获成功之后，却已失去了昔日的胆气，对于此事，实在缺乏胆量再来出头。首先因为他们对此都很少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再则，他们的形象很坏，举国都把他们看作离经叛道、谄佞无耻的小人，他们自己都很明白，力循旧规，以图稍有改变，尚且很难，如何还经得起又折腾一番？况且他们还素知，庙堂之上，总是以安于“率由旧章”的人占大多数，即便改革的理由充足，也会遭到反对，何况他们于此既无所知，为人也都还在众所鄙视的情况之中呢？由于顾忌很多，所以张璁、霍韬等互议后，便都以于古无据，劝嘉靖不必多所更张。嘉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既然他的智囊们都认为不可，便也想悄悄算了。恰在这时，夏言递上了他的天、地宜于分祀的疏文，不但想法与他暗合，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处处都有古礼可据。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嘉靖不觉连连赞叹，拊掌称快。嘉靖所以如此高兴，还在夏言恰于此时和他想到了一处，使他很为惊奇。他觉得，夏言此举，与张璁等人在议礼上为他出力大有不同。议礼一事，是他早已明白提出，并遭到了通朝反对，一切都很明白，张璁等人出力赞助，并无巧合之处。而这分祀之议，他却只和张璁等人暗中谈过，外人万难得知，夏言和他同时想到这事，真似灵犀一点，心意互通，其中竟有天意也未可知。

    嘉靖在极端高兴之余，立将夏言的疏文交由外廷共议。那时议礼已获全胜，所有计议几已全由议礼诸臣共同把持，他们很怕有个外人挤入，和他们争夺宠信。为首的张璁对夏言更深有所忌。因为夏言虽然比他年轻，官位也低很多，但论科分却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的进士，比他还要在前；而且夏言一直不断上疏论事，很以能文著名，也使他深有忌意，早就想设法予以打击，使之不敢狂傲。无事尚想寻事，如今把夏言的疏文交由他们评议，如何肯于轻放？他们各自力诋夏言是无知胡为，其中尤以詹事霍韬的诋议最为刻薄，已经近似嘲骂。他们力排夏言，却忘了嘉靖也曾持有此说，攻击和嘲骂夏言，等于把嘉靖也在攻击和嘲骂着了。嘉靖是个任气的人，如何能容得这个？当下为之震怒，把攻击最力的霍韬立即投入狱中，并且颁降玺书褒奖夏言，并赐予四品服、俸，极显然地表现出了他的爱憎。

    自此以后，夏言和张璁等人更加势同水火，常相攻讦。夏言这人，史称他是“豪迈有俊才，纵横辩驳，人莫能屈”。他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和张璁等人相斗，不独毫无惧色，而且一个一个打败了他们。他笔锋犀利，语言便给，当然是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