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气，未为首辅之时已以首辅自居，身居首辅之后，把历来的首辅特权更发挥至尽，什么都只由他出头，什么都得听他分派，所有阁臣遵命照拟的文稿也都得呈送给他，由他批改。严嵩照夏言看来，是在他的庇荫之下的私属，对之就更苛些，呈送的文稿常给改得一塌糊涂，有时还要掷还给他，命其重做。严嵩无论受到任何侮辱，表面上总能做到谦恭和顺，但在心中却又另有打算。他是个权欲熏心、巧于营运的人，夏言即便以前辈待他（他比夏言中式还早四科，以科分论，已应是个前辈），遇有机会，也难保他不会乘机排挤倾陷；对之无礼至此，如何不会怀恨在心，暗中下手？

    严嵩倾害夏言，是极隐蔽，又极全面，用的是慢慢浸透的办法。在上，他已看出，由于夏言的疏慢，嘉靖对之已很有些不满，自己便更做得诚惶诚恐，和夏言成为尖锐的对比，特别是二人共同入对时，严嵩在夏言的傲然无视下，越发做出一副俯首低眉、极其怯惧的神态，很引起了嘉靖对他的怜念，因之也赐给了他一枚文曰“忠勤敏达”的银章，使他也得密封言事。到嘉靖二十年以后，这位以精于礼学自命的皇帝，他已避居西苑，除去征伐诛杀等事而外，别的已很少过问，每日只是和一些方士在一道，讲求服食成仙之道。那时的阁臣，则都在西苑赐有直庐，他们除了代为办理国政外，还要代撰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能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皇帝求仙的诚心和对上苍的祈求。嘉靖原本性急，加以求仙心切，对于青词的要求既多且急，有时想到一点新意，常会把在直庐的阁臣召来，命其即就其意撰写新的青词，即或时在深夜，也不容稍缓。能写出深得帝心的青词，已成为扶摇直上的条件，当时有很多阁臣竟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对这些人，当时称为“青词宰相”，既是直陈，却也颇有讽意。嘉靖不但要阁臣代撰青词，还要求他们的服饰打扮也都表现出求道的诚意。他制有一种道家服用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要他们入西苑时戴上。他还传谕，进入西苑只准骑马，不许坐轿。严嵩对此不但谨遵，还在香叶冠上笼以轻纱，以示虔敬。这使嘉靖很为快慰。夏言忙于国事，对求仙不甚留意，领到了香叶冠也不肯戴，以为那不是正式朝服，为大臣者绝不宜戴。入西苑他也不肯骑马，仍是坐轿，其意也在那才不失体统。夏言与严嵩二人，一正一反，对比之下，嘉靖的宠任越见转向严嵩了。

    对上面所用的工夫，还只是严嵩进攻的一个方面，对下，他也下了不少的工夫。他的策略也和向上时一样，仍是处处都与夏言形成对比：夏言严峻，他就宽和；夏言傲岸凌人，他就谦恭下士；夏言轻于处分，他却到处救援。这种一正一反，严嵩很收拾了人心，助他而攻夏言的人日见其多。明代的言官，种数都较以前各代为多，这也是明太祖想要诸臣相互制约，在订立官制上的一种反映。初时虽也有人利用言官作为打击他人的工具，但还只是偶然，没能成为风气。张璁等人入阁前后都曾拉拢言官，利用他们造成气氛，已开始了阁臣与言官间相互利用的苗头。夏言也抓住了这一点，以其纵横之才，对之利用得更多，但也还是多以声威驱使，没能形成派势。严嵩则对言官有了更进一步的勾结，尤其是对有嫌怨于夏言的言官，他在暗中更对他们封官许愿，嗾使他们帮助他来疏论夏言，已经为后来所形成的门户之争，开创出了一些作为门户的规模。

    严嵩攻击夏言还用了更毒的一手，便是利用嘉靖宠信方士，夏言却很贱视他们，他们因而对夏言很为不满这一点。严嵩曾悄悄去找最为得宠的方士陶仲文，要陶设法攻击夏言，把他赶走，以便自己可以升为首辅。他这事办得虽很机密，但却没能逃过夏言的手眼。夏言很快便得知此事，于是立刻调动言官，对严嵩纷纷疏劾。幸而严嵩正在受到嘉靖的